在日前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上，气候资金成为大会关注的焦点议题。全球将需要“数万亿美元”的投资来实现气候进展。然而，适应能力弱和低碳转型迟缓的国家和地区将面临越来越大的资金流失风险，进一步降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持续发展能力。
地区气候风险已成为资金流动的风向标。一方面，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如洪水、干旱和暴风雨等，对农业、房地产等行业和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造成重大影响，即气候物理风险。这些风险不仅直接影响企业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还可能导致投资项目受损或中断。另一方面，全球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高碳行业的发展，推动可持续发展和清洁能源产业的兴起。投资者越来越认识到，那些未能有效应对气候风险且没有转向低碳经济的企业将面临巨大的气候转型风险。因此，地区气候风险已成为投资者选择投资目标的重要考虑因素，对资金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前，全球气候风险愈演愈烈，对全球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了巨大风险。世界气象组织12月5日发布的最新报告称，必须立即采取严厉措施遏制温室气体排放，世界正在以“地球崩溃”的速度升温。2011年至2020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十年，而2023年前11个包養網月的全球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已连续6个月打破纪录，比1850年至190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1.46℃，2023年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气候风险与投资之间包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全球温度上升和气候变化加剧，企业自身及企业所在地的气候韧性对投资决策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企业位于较高气候风险的国家，其收益流明显更低、现金流波动性更大。极端天气会对资产造成物理损害，并剥夺公司的潜在收入，拥有大量长期资本资产的行业特别容易受到这些损失的影响，比如通信、能源和电力等行业。极端天气会扰乱正常作业，对于依赖温和天气作业的行业，既有延伸的供应链，又依赖基础设施，很可能会因极端气候而中断运营。而对于环境敏感型行业，其所在地的气候风险将极大影响外资投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更容易受到自然气候风险的影响，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吸引力往往较低。
当前，低碳转型与实现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在转型过程中，资产搁浅风险是投资者最为关注的。资产搁浅指的是由于政策法规等外部变包養化导致资产过早贬值。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法规的变革，将造成高碳行业的资产搁浅，导致企业包養網價格资产的快速贬值。有研究表明，投资者意识到基金投资组合中的气候转型风险，并因此将更多资金分配给气候转型风险较低的基金，撤出对气候转型风险较高的基金的投资。而另一项研究也发现，转型风险敞口最低的企业在财务上表现更好，低转型风险敞口的股票为投资者提供了更高的回报。
总之，气候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会对企业盈利能力造成直接负面影响。此外，气候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地方政府资产与担保品价值受损，使其实际控制的融资平台公司面临更高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最终恶化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条件。当然，气候风险不仅限于特定地区或行业，该风险会随着全球供应链对上下游企业产生蝴蝶效应，从而使得全球范围内的投资组合面临着更大的多元化风险。
近年来，研究发现积极应对气候风险的地区和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从投资目的地来看，投资者通过评估不同地区的气候风险，可以有效规避潜在物理风险较高的地区，以及存在由政策不确定带来较高转型风险的城市。同时，可持续投资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所重视，它将环境、社会和治理等可持续因素纳入投资决策过程中。共同基金三大巨头贝莱德（BlackRock）、先锋（Vanguard）、道富资管（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曾明确要求旗下投资公司进行碳排放管理。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绿色金融成为投资新赛道，“绿色溢价”已成为投资者追逐的焦点。有研究发现，通过选择那些在环境友好型行业中表现良好的公司，投资者可以减少气候风险，并从相关的“碳风险溢价”中获得可持续的回报。
面对越来越凸显的气候风险，COP28是凝聚气候共识的好机会。本届气候大会达成了历史性协议，即启动损失与损害基金，这是重要的一步，能够帮助气候脆弱国家增强对气候风险的适应能力，但还不能满足扩大适应资金规模的迫切需要。发达国家还需积极承担历史责任，持续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气候脆弱国家进一步加大适应气候变化的力度和举措，从而调动更多私营部门及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参与进来。各国需继续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创新，加强合作。企业则要改变商业模式，不断适应气候政策变化带来的挑战，同时需要调整运营路线，向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型。只有不断增强企业自身的气候转型韧性，才能降低运营成本，并且获取投包養资人长期更多的信任。成功应对气候风险和积极转型的地区和企业将占据先机，能够持续吸引和保护资金的流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加速低碳转型。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胡 彬 张 林 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主任；香港城市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