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章句之學到義理之學
——以朱熹《年夜學章句》與《經筵講義》為例
作者：王琦 朱漢平易近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于 《南平易近族年夜學學報》2018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初六日甲辰
耶穌包養app2019年9月4日
撮要：朱熹《年夜學章句》與《經筵講義》均是對《年夜學》的經典詮釋之作，但因其教導對象分歧，導致了兩者在詮釋目標、詮釋體例、詮釋方法、語言表述風格等方面的差異。《年夜學章句》是書生之學，故而采取了傳統章句體，通過章句訓詁引導學者，進而闡發義理，思惟簡明簡要，語言典雅規范；《經筵講義》是帝王之學，故而采用了新興講義體，雖然也講訓詁，可是特別重視義理闡發，以鮮明的觀點、通達的語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學的興起，從一個側面體現出中國經典詮釋形態從章句之學向義理之學的學術轉型，是經學由漢學向宋學演變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朱熹、年夜學章句、經筵講義、帝王之學、義理
隨著宋代經筵軌制的確立，經筵成為儒學切進政治的主要平臺。若何應用經典詮釋的權威性，以儒家經義影響帝王，成績君德帝業，逐漸成為社會政治生涯中的嚴重課題。[1](P.147)由此因緣，帝王之學應運而生，成為了宋代儒學發展的新動向。[2]宋儒紛紛安身于書生之學與帝王之學的分歧，來界定帝學的特征。①如呂公著說：“人君之學，當觀自古圣賢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專心，以求治全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解訓詁罷了。”[3](P.74)姚勉曰：“臣聞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分歧。訓詁章句，經生、學士之學也；修齊治平，帝王之學也”。②二者比較而言，書生之學以“章句訓詁”為特點,而帝王之學重在“修齊治平”的經世事業。
與此同時，宋代經學也開始了從“惟知章句訓詁”到“復求圣人之意，以明夫生命品德之歸”的轉變。[4](P.3640)那么，帝王之學的興起與經學形態的這種轉型之間能否存在某種聯系呢？南宋年夜儒朱熹創作的《年夜學章句》與《經筵講義》，③因其教導對象分別是通俗讀書人與帝王，剛好為我們研討這個關系供給了可資對比的資料。雖然它們都是包養故事對《年夜學》的從頭詮釋，但在詮釋目標、詮釋體例、詮釋方法、語言表述等方面存在差異，蘊躲著經學從“漢學”到“宋學”轉型的主要訊息。
一、詮釋目標：“德”與“治”的選擇
《年夜學章句》與《經筵講義》因教導對象分歧，其所體現的詮釋目標就紛歧樣。關于《年夜學》題旨，《年夜學章句》解曰：
年夜，舊音泰，今讀如字。子程子曰：“年夜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進德之門也。”于今可見前人為學次序遞次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5](P.4)
在《年夜學章句》中，朱熹從引導學包養一個月者立“德”的角度立論，強調《年夜學》是“孔氏之遺書”與“初學進德之門”，凡想學有所成、德有所立者，須從《年夜學》而進，把握為學次序遞次。其教導對象是“學者”，詮釋目標在于引導全國讀書人“學”包養管道以立“包養妹德”，成為圣人正人，有補于“國家化平易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5](P.3)，為國家的管理與社會的穩定，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
《經筵講義》則是為朱熹為宋寧宗經筵講學而作，他將《年夜學》的題旨甜心花園解為：
年夜學者，年夜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有小子之學，有年夜人之學。小子之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年夜人之學，窮理、修身、齊家、治國、包養妹平全國之道是也。此篇所記皆年夜人之學，故以年夜學名之。[6](P.691)
這里的“年夜人”不僅是與“君子”相對的年齡層次的“年夜人”，更是指位居全國九五至尊之位的帝王。其進講的目標是要讓帝王把握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之道，成績堯舜圣王的德業事功。其關注的重點不僅是“學”與“德”的關系，更是“道”與“治”的運用。是以，為激發帝王學習《年夜學》的積極性，朱熹緊扣解題，又用“臣又嘗竊謂包養網推薦”的按語另起一段，以天理論與人道論，就“學”與個體修身治國的關系展開了理論闡述，盼望有補于治道。他從人皆有天賦仁義禮智之性出發，確定了人人皆可為堯舜的能夠性；同時又以人皆不成防止具有的氣質之偏與物欲之弊，而導致天性迷掉與社會次序破壞，論證了“學”以復性盡倫的需要性。此外，他還通過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指出后世“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的緣由在于“此學不講之故也”，凸顯“學”與“治”的關系，闡發了凡“欲修己治人而及于全國國家者”不成“舍是而他求”。所以朱熹以“此篇進講”，“惟圣明之留心焉”，[6](P.691-692)力圖達致“箴規之效”[7](P.12760)，成圣德益治道。
《年夜學章句》是針對書生而作，詮釋目標在于引導學者“學”以立“德”，《經筵講義》是為帝王而發，詮釋目標是以儒家之道晉陞帝王心性修養與治國才能，成績堯舜之“治”。兩者的差異，體現了書生之學與帝王之學兩種分歧的學問體系對經典詮釋產生的影響。
二、詮釋體例：從“章句”到“講義”
宋人認為，帝王之學有其特別的重點，必包養意思須衝破傳統章句訓詁之學的束縛：“人主之學與經生學士異，執經進酒保，必有發明正理，開啟上心包養站長，然后可以無愧所學。訓詁云乎哉？抑誦說云乎哉？”④為此，朱熹進侍經筵時并沒有采用《年夜學章句》那種傳統的“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8]（P.661）的章句體，而是從頭創作《經筵講義》，采取了宋代興起的以義理闡發為主的新經學體例—甜心花園—講義體。⑤
從篇章結構上而言，二書均將《年夜學》分為“經一甜心寶貝包養網章”與“傳十章”，并將經文分為高低節（章），每章有章旨，每句之下有字詞訓詁、句意串講，兩者詮釋順序年夜體雷同。但與《年夜學章句》分歧的是，《經筵講義》在基礎的字詞訓詁、句意章旨注疏之后，朱熹均用“臣竊謂”“臣又嘗竊謂”“臣謹按”“臣又謹按”等按語，另起一段，出以己意，闡發義理，字數從一百多字到上千字不等，情勢不受拘束靈活。
以義理闡發字數起碼的一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為例。兩者對句義章節的注解完整一樣：“明德為本，新平易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莫終所后。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可是《經筵講義》進一個步驟展開了義理闡發：
臣竊謂，明徳、新平易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后其末，先其始而后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于道也不遠矣。蓋欲治人者不成不先于治己，欲體道者不成不先于了解。此則全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為人君者尤不成以不審。是以臣愚竊愿陛下深留圣意，伏祈睿照。[6](P.696)
《經筵講義》深刻闡發了為何明德、新平易近、知止、能得稱之為本末、終始的緣由，強調四者之間至于“道”的先后次序包養妹，并聯系實際，指出人君修身治國的重點，體現了朱熹力圖通過經典詮釋，引導帝王成君德出治道的意圖。
在《經筵講義》中，朱熹用“臣又嘗竊謂”等按語另起一段，對《年夜學》題旨進行義理闡發有535字。對“年夜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平易近，在止于至善”三綱領的闡發為1005字。據筆者統計與對比，以同樣的方法，對其它經、傳文，進行義理發揮，總體字數均多于《年夜學章句》的釋義。這些以按語的情勢出以己意，進行義理闡發，既是《經筵講義》最年夜的特點，也是其與《年夜學章句》在體例上最最基礎的區別。
《經筵講義》是朱熹專為教導宋寧宗而作，屬于帝王之學的范疇。為實現以學術影響帝王及政治的目標，朱熹衝破了底本為通俗讀書人而作的《年夜學章句》體例情勢，采用了當時風行的以講說義理為主的講義體與之相適應。這也是朱熹在進侍經筵之際，雖其《年夜學章句》的思惟早已成熟并定型，卻從頭創作《經筵講義》進呈的最基礎緣由。
三、詮釋方法：從“簡約”到“透徹”
朱熹說：“大略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復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往考慮。”[9](P.2576)指出了教導帝王與學者應采取分歧的詮釋方法。學者崇尚獨立思慮，《年夜學章句》的方式適合他們：“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后推本而索言之。[10](P.1352)經典詮釋提綱挈領，點到即指，以引導學者“熟讀詳味，久當見之”[5](P.5)。對于日理萬機的皇帝，則不成像通俗書生那樣“令他往考慮”，而是要“反復開導推說”，闡明蘊含在經典中的修齊治平之道，感格君心，達致實效。因此《經筵講義》以充足的義懂得說為主，講明白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等問題，力圖在最短時間內打動君主，啟沃君心。
以“年夜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平易近，在止于至善”的詮釋為例，可對比《年夜學章句》與《經筵講義》的區別地點。如《年夜學章句》曰：
程子曰：“親，當作新。”○年夜學者，年夜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徳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眛，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徳，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往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徳、新平易近，皆當止于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年夜學之綱領也。[5](P.45)
《經筵講義》則詮釋為：
臣熹曰：年夜學者，年夜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徳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故當有以明之而復其初也。親，程氏以為字當作“新”，是也。其義則往其舊而新之云爾。言既能自明其明徳，又當推以及人，使人亦有以往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徳、新平易近皆當至于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年夜學之綱領也。
臣竊謂天道風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為此身者，則又不克不及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欲明徳而新平易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往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發之遺恨矣。[6](P.692-695)
《年夜學章句》對“年夜學”“明”“明德”“親”“止”“至善”等字義詞義進行了注解，并在解“明”與“明德”時，運用“理”“氣”等概念進行了義理闡發，既吸取了漢儒以章句訓詁釋經的方法，又結合時代需求，對其進行了哲學上的發揮，簡明簡要地闡發了“年夜學之綱領”，具有提綱挈領，言簡意賅，雋永深入的特點，為歷代學者所稱道。
《經筵講義》對其注釋與歸納綜合和《年夜學章句》基礎類似。但重點在“臣竊謂”之后的詞句，緊扣“明德”“明明德”“新平易近”“至善”，圍繞著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的思緒，運用理學理論，深刻地進行論證說理與義理闡發。
什么是“明德”呢？為何需明明德？朱熹起首從包養條件人物之生與人禽之別的角度出發進行論證，認為六合之間無非一理風行，所謂“明德“便是“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的天理之本然。[6](P.692)它既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屬性，又為人人學為堯舜參贊化育供給了能夠性。同時，人又有氣之偏、正、通、塞、清、濁、純、駁分歧，存在圣、賢、愚、不肖之分，不難在外物誘導與線人聲色之欲的影響下，明德“日益昏昧”，從而了論證圣人施教，使人“復得其本然之明”而“明明徳”的需要性[6](P.693-694)。帝王也不破例，仍需依循天理、學以明德修身。
那么若何由“明明德”而新平易近并臻于至善包養價格ptt呢？除了“自明”其明德外，還需“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于齊家，中于治國，而終及于平全國”[6](P.694)。從明明德、新平易近到止于至善的過程，實質就是學為圣人并成為圣王包養違法的過程。朱熹通過理論論證，確立了“天理”的最高本體與價值位置，將包含帝王在內的一切人都納進天理所規范的范圍之中，為帝王學為堯舜及幻想社會次序的重構供給了形而上的理論依據。其義理闡發不為字詞訓詁所限，觀點鮮明，說理透徹，論證充足，邏輯嚴密，作者的思惟觀點與價值理念在詮釋中一覽無余。
但包養管道是，朱熹對經典要旨的這種深刻闡發與理論論證，并不是純粹地出于學術的興趣，其最終目標還是為了說服勸誡天子，依照理學的規范修身，成績君德帝業。為此，他總是在《經筵講義》中，聯系帝王立品處世、治國理政的實際，勸誡帝王“深加省檢，實用工夫”[6](P.712)“不成但崇空言，以應故事”等[6](P.710)。朱熹經筵進講《年夜學》總計七次，而其引申經典年夜義的勸誡之言就達六次之多。可見其力圖通過儒家經典義理詮釋，引導帝王修身樹德成績治道，塑造堯舜圣王之君的拳拳之心。
可見，《年夜學章句》雖也講義理，但重在章句訓詁，其義理闡發簡明簡要，提綱挈領，需涵詠體會而后得之。《經筵講義》雖不廢訓詁，但其重點在深刻發掘經典背后的義理奧蘊，其義理闡發透徹、觀點鮮明、論證充足，具有說服力。兩者各有優長，適應了分歧教導對象之需求。
四、語言風格：“典雅”與“通達”
《年夜學章句》與《經筵講義》，一個是閱讀文本，一個是“代口傳耳”⑥的講稿，因此其語言表述風格分歧。縱觀之，兩者字詞訓詁注釋完整分歧的，經文中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自皇帝以致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等文本；傳文中有“‘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年夜畏平易近志，此謂知本”等章節，其余經、傳文之注疏則有細微分歧。但恰是在這種“小異”中，體現了章句與講包養意思義在語言表述與風格上的差異。以傳之首章為例：
《年夜學章句》康誥曰：“克明徳”。康誥，周書。克，能也。年夜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年夜,讀作泰。諟，古是字。○年夜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謂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徳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徳”。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年夜也。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巳徳之意。[5](P.5-6)
《經筵講義》康誥曰：“克明徳。”臣熹曰：克，能也，又有勝義。言文王能明其明徳也。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臣熹曰：顧，目在之也。諟，古“是”字，通用。天之明命，即人之明徳也，言先王之心常欲明其明徳，如目在夫物，不敢忘也。帝典曰：“克明峻徳”。臣熹曰：峻，書作“俊”，年夜也。年夜徳，即明徳也，言堯能明其年夜徳也。皆自明也。臣熹曰：結所引書以釋“明明徳”之意，皆謂自明已之明徳也。[6](P.699-700)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年夜學章句》與《經筵講義》的三處分歧之處：
一是對經典引言的處理方法分歧。《年夜學章句》對的經典引言注明了典籍來源與出處，便于學者進查找比對，可謂言必有出處，典雅規范；而《經筵講義》則從便于言語講說便利與包養價格ptt行文流暢角度，予以略往，以便更好地啟沃君心。
二是字詞的詮釋傾向有別。如對“顧諟天之明命”疏解，《年夜學章句》注為“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包養感情，而我之所以為徳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朱熹將天之明命所予對象釋之為“我”，以此警醒作為讀書人的“我”所應承擔的天賦任務，以及發揚本有之明德的主觀能動性。而《經筵講義》則將其解為“天之明命，即人之明徳也，言先王之心常欲明其明徳，如目在夫物，不敢忘也。”將“天之明命”界定為“人之明德”，并從引導帝王的角度出發，將個體之“我”改解成“先王”，用“先王”的典范激勵后世帝王。另在對“克明峻德”的注釋中，《年夜學章句》解“峻，書作俊。”又解“峻，年夜也”，之后再不下任何注解。而《經筵講義》除此之外，更是將“峻德”淺顯易懂地解釋為“即明徳也，言堯能明其年夜徳也”。鼓勵后世帝王以堯為法，通過明明德的盡力，成績圣德帝業。雖然只是個別字詞注釋的改變，但其語言更為清楚曉暢，針對性更強，抽像也更為可感。
三．行文風格有異。在《年夜學章句》中的對字詞采取或釋音、或釋義、或考辨，或幾者兼而有之的方法。如在“年夜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的注釋中，朱熹順次對“年夜”的讀音、“諟”為通假字、《年夜甲》的出處、“顧”字字義、“諟”字字義、“天之明命”句義等進行了疏解。而在《經筵講義》中，僅對“顧”字的字義、“諟”通為“是”字進行了簡單的注釋后，便直接進進了對“顧諟天之明命”的義理闡發。相較而言，《年夜學章句》的字詞解釋相對詳細，便于講究，語言典雅穩健，具有書面化的特點；《經筵講義》則僅根據說理的需求，擇其要而釋之，語言流暢通達。此外，在《年夜學章句》中，對“諟”字的辨正與字義提醒分在了兩處，分別解為“諟，古是字”，又曰：“諟，猶此也，或謂審也。”語意不連貫，行文有拘謹之嫌。而在《經筵講義》中則注為“諟，古‘是’字，通用”,擇要而解，以確保句意貫通，行文流暢，淺顯易曉，具有口語化的特點。對其它章節的“親”“緡”“菉”“喧”“諠”等字，朱熹《年夜學章句》與《經筵講義》也采取了類似的處理方法。
《年夜學章句》是適合閱讀的文本，語言典雅規范，強調言必有出處。而《經筵講義》則為適合講說的文本，語言淺顯暢達。兩者的分歧風格，乃是作者依據為學對象與目標分歧而慎思明辨的結果。
結語
經筵講義是適應帝王為學求“治”需求而產生的一種以義懂得經為特點的新經學體例。[11]朱熹的《經筵講義》便是這種時代風氣與學術旨趣的產物。雖然其《年夜學章句》與《經筵講義》均是對《年夜學》的經典詮釋之作，但因教導對象分歧，導致了兩者在詮釋目標、詮釋體例、詮釋方法、語言表述風格等方面的差異。《年夜學章句》雖言義理，但更重訓詁，采取了傳統章句體引導學者學以樹德，義理闡發簡明簡要，語言典雅規范；《經筵講義》雖也講訓詁，但更重義理闡發，采用了新興講義體，以鮮明的觀點、嚴密的論證，通達的語言感格君心。從一個側面流露了帝王之學的興起對中國經典詮釋形態從章句之學向義理之學轉變，由漢學而進宋學的主要影包養意思響。這種轉變的推動力就在于宋代經筵軌制的定型，為儒家士年夜夫應用經典詮釋的優先權，影響帝王德性修養與政治實踐供給了有用平臺，[1](P.109)從而促使宋學“一品德”“佐治道”的特點得以確立。[1](P.145)可以說，采取何種經學體例與情勢，建構與包養軟體詮釋“帝王之學”，既是經筵講學的關鍵地點，又是宋代經學演變的主要原因。
由于講義體具有闡發義理、論點鮮明、情勢靈活，語言通達等特點，很好地適應了帝王之學的目標與尋求，因此從宋神宗元豐間，陸佃在經筵“始進講義”開始，[12](P.201)呂公著、周必年夜、張栻、楊時、陳傅良等名臣碩儒紛紛創作經筵講義，力圖以學術影響政治，致君堯舜。同時由于宋代經筵官“多為學界指標性人物，轉任、落職或致仕后仍舊影響當時學術的發展”，[13](P.72)因此講義體廣泛地風行于官學與書院等各類學校教導之中，成為宋代士年夜夫詮釋經典義理，傳播學術思惟與儒學精力的主要載體，促進了理學興盛與儒家價值理念的敏捷普及，所以土田健次郎將帝王之學的興起視為“道學”包養app在宋代社會扎根的主要緣由，[14](P.11-12)指出了宋代學術轉型的關鍵地點，以及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互動。
此外，朱熹通過對《經筵講義》與《年夜學章句》的詮釋，為后世樹立了一種訓詁與義理兼備，漢學與宋學兼采的經典詮釋范例，既防止了“秦漢以來，圣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圣人之義”的漢學之弊[4](P.3640)，又防止了后世“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咨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12短期包養](P.201)不問章句訓詁，脫離經文原意而導致的空疏淺薄的宋學之弊。這也是朱熹的包養ptt著作為什么能夠經久不衰、流傳久遠，并成其為一代年夜儒，影響中國社會幾百年的緣由之地點。這對我們明天若何應對全球化挑戰，博采眾長，詮釋傳統，開陳出新，晉陞文明自負仍具有主要借鑒意義。
注釋：
①宋代學者關于帝王之學與書生之學的分歧的論述，夏福英在其博士學位論文的附錄B“帝王之學與書生之學異同之辨”中已有詳細搜集，本文不再贅言。具體可參看其學位論文《“帝王之學”視域下之研討》，長沙：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2015年。
②(宋)姚勉：《雪坡集·庚申輪對》卷4，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③朱熹第一順序定《年夜學章句》是在淳熙四年（1177），第二順序定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其后陸續修正屢次，但其主體內容已基礎確定。《經筵講義》是紹熙五年（1194），朱熹擔任煥章閣侍制兼侍講，為宋寧宗進講《年夜學》而作。
④（宋）徐鹿卿：《清正存稿·辛酉進講》卷4，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⑤講義是宋代興起的一種新經學體例，體現了宋儒以義懂得經的學術旨趣。見朱漢平易近，洪銀噴鼻：《宋儒的義懂得經與書院講義》，《中國哲學史》，2014年第4期。
⑥（宋）袁甫：《蒙齋集·題夏判官講義后》卷15，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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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四書》經筵講義研討”（16BZX056）階段性研討結果。
作者簡介：
王琦，女，湖南邵陽人，長沙理工年夜學傳授，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中國哲學博士，碩士研討生導師。重要從事儒家哲學、經筵講義等研討,在《北京年夜學學報》《中國哲學史》《社會科學》《光亮日報》等期刊與報紙發表論文30多篇，出書專著2部，國家社科基金《宋代經筵講義研討》項目掌管人，參與國家社科重點項目《中國儒學通志》，負責宋元紀年卷撰寫。
朱漢平易近：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國學院院長，歷史學、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湖南年夜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岳麓學者領軍傳授；屈子書院院長。任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中國書院學會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湖南省文史館館員等。任岳麓書院院長20多年，推動岳麓書院的現代復興。掌管國家社科基金嚴重項目、重點項目、國家《清史》學術工程項目等十多項。出書《玄學與理學的學術思惟理路研討》、《儒學的多維視域》等著作二十多種。獲評國務院當局津包養網心得貼專家、首屆湖南省優秀社會科學專家、徐挺拔教導獎。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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